民间发明人的专利麻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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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宝安和他的专利证书。王世宇 摄

　　7月的一天，68岁的发明人方展崇坐在广东顺德的家里，厨房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工具，以及大大小小的电压力锅。还有一些是他拆卸的零件，看起来已经锈迹斑斑了。

　　至少在5年前，方展崇还经常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。他是一个高压锅研究者，一个民间发明界的“维权斗士”。10余年前，他投诉苏泊尔到知识产权系统，认为对方专利侵权，开始漫长的官司，他节节取胜。在这场专利争夺中，唯一的失败是在专利复审环节，他遭遇了滑铁卢。方展崇又起诉专利复审委，很快，北京一中院判他胜诉。

　　在当年的报道中，他被塑造成了“单枪匹马”告赢大公司的民间发明家，“广东专利第一人”。那段时间，采访他的记者络绎不绝。方展崇也频频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……如果到此为止，这个民间发明人的故事相当圆满。

　　但这不是故事的结局。2008年，北京高院又做出了二审判决，撤销了北京一中院的原判决，维持复审委的无效审查决定。方展崇没有守住专利。

　　在北京，当方展崇找到他的发明人朋友陈兆志时，陈对这样的故事已经很熟悉了，他本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。一旦专利权卷入纠纷中，会面临关键的一关——— 专利复审。在这一关失去专利权，是这些发明人遇到的棘手问题。这涉及到具体的技术领域，很难有人能和领域之外的人解释清楚，无论是审查人员，还是专利持有者，对外人来讲这是个封闭的语言王国，专利复审委掌握着它的权威。

　　复审“败诉”失去专利
　　陈兆志早年是北京科技大学的一名工程师，但他患有脑梗塞，早早就退休了，严重的时候不得不借助轮椅，由他的妻子照顾。1997年，陈兆志开始申请了一项专利，他随后投入发明，一种油炸锅的节油装置，“失败了无数次”，他说，最后终于成功了。

　　他希望这项技术给他带来收益。最终的结果却引发他的不满。他申请专利后发现，一家大型方便面企业使用了它，而事先并没有经过他的授权。诉之法院后，对方向专利复审委申请他的专利无效，获得了成功。他失去了专利。

　　陈兆志并不接受这个结果。“我觉得自己多年的发明被盗窃了。”他说，随后他把复审委告上北京法庭，官司一直打到北京高院，但仍以失败告终。“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。”陈兆志说，他开始寻找更多的发明人，并发现这样的事情并非孤例。

　　在网上，类似的投诉信息到处都是，如果都属实的话，这将是个惊人的发现。他决定把这些人的故事发到自己的个人主页上，提醒他的博客读者注意这个群体。他在每一篇文章下面都附带了一些链接，以方便读者关注更多发明者的故事。

　　在听到新的发明人遭遇专利麻烦时，他会说，“我要把他报道一下。”在他的空间里，每一篇文章都充满了对专利保护的牢骚字眼。但他坚持认为，这是发明人的真实状况。

　　今年5月，方展崇带着发言稿和一大堆文件来到北京，找到了陈兆志。他们早已在网上认识。他这次造访北京有一件重要的事情。5月21日，他将在专利复审委的口头审理时出庭发言。他声称发现了新的专利侵权线索，并担心旧日噩梦可能会重演。

　　方展崇是一个坚定的维权者。去年年初，他决定再次追踪一批侵权者的下落。他认为九阳公司生产的一种电压力锅侵犯了自己的另一项专利权，这一主张得到了广东省知识产权局的支持。纷争并未到此而止，最终的决定权仍掌握在北京手中。九阳请求专利复审委判定方展崇的专利全部无效。

　　专利权纠纷的典型路径
　　在中国，这是专利权纠纷的典型路径。一旦生产企业被起诉或投诉专利侵权，他们往往会选择和解，或者到复审委申请无效。

　　陈兆志和蔡耀华决定帮他打官司。此时陈兆志参与筹划了一个名叫“中国专利维权联盟(筹)”的协会，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。它拥有自己的Q Q群，表示要针对国内的专利权人在知识产权保护困境时给予帮助。

　　财力雄厚的大企业可以聘请更加专业的专利代理。但对很多个体发明人来讲，这一关无论成败，都可能是一场噩梦。

　　专利复审委属于国家知识产权局(以下简称国知局)，它和专利局构成了专利权认定的两个重要环节。口头审理过程有点类似法院，但又完全不同。它拥有合议组组长、主审员和参审员。这些人士在相关专业领域拥有一定的知识积累，并熟悉专利法和《审查指南》。他们将决定发明人的专利权是否应受到保护。

　　在出庭时，请求人和被请求人分别陈述理由，并就具体的证据进行质证。方展崇对纠纷的另一方毫不客气，他指责对方是强盗。九阳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坐在审理席的另一侧，他们请求复审委判定方展崇专利无效的理由包括，这项发明没有新颖性和创造性，存在技术启示(一种专业术语，大意指在已有技术下同一技术领域很容易想到)。

　　这是申请专利无效的常用措辞。方展崇需要对专利证书内一些诸如“加”“和”之类的连词逐项解释，它们关系到专利所有人的权利要求的界定。

　　“理解不同可能会使自己失去专利。”方展崇的普通话并不标准，语速很慢，一谈起他的专利权纷争，他容易陷入激动，并开始变得磕磕巴巴。

　　“专利无效”增加维权成本
　　陈兆志可以找到更多的发明人。他们准备将矛头对准被经常使用的“专利无效”理由——— 技术启示和公知常识。

　　这两个理由，可以用来否定掉他们多年的研究，被看成是最大的威胁。对于已获授权的发明人而言，这无疑是个打击。一些发明人抱怨，他们每年都要缴纳专利费，用以换取国家对专利权的保护，在真正需要保护的时候，却不得不面临这一尴尬局面。

　　专利复审，是专利纠纷中一条行政上的途径。在中国，专利官司实际上是两条线。一方面，专利人到侵权地法院起诉专利使用者侵权，另一方面，专利使用者会找出自己的理由，到专利复审委请求专利人的专利无效。后者往往起决定作用。在复审委做出决定之后，双方不服从这一决定，可以将复审委作为行政被告，诉之法院。这是一个漫长的程序。

　　陈兆志依据他搜集到的专利无效的案例认为，这其中可能会存在猫腻，并试图寻找审查员不法的证据。但他无法向技术领域之外的人说清楚复审委的判定是否合理。

　　两个中国学者，张军荣、黄颖对比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专利效力审查制度之后发现，中国的专利无效制度更具有攻击性。在中国，无效审查制度更容易通过简单易行的方式使之无效。美国的专利无效制度则拥有一些限制。

　　一些发明人认为，在专利无效制度里，“公知常识”、“技术启示”之类的表述可能存在滥用。专利持有者每年要缴纳年费，以换取在保护期限内避免遭到侵权。而针对错误授权专利的无效制度，则增加了他们遭遇侵权时的维权成本。

　　陈兆志说，当专利纠纷的对手是大企业时，问题将变得更加棘手。这些企业有足够的资金聘请更专业的专利代理，可能会展开游说。他说，他聘请的专利代理曾询问他，要不要付出一笔钱用来游说。目前并没有关于审查员不法行为的报道。陈兆志、方展崇等人则对可能的情况表示了担忧。

　　侵权比获得授权更划算？
　　南都记者访问了10余个类似的发明人，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领域，都在抱怨自己的权利遭到侵犯，而专利法无法提供有效的保护。

　　受访的民间发明人认为，对于生产企业，侵权可能比获得授权更加划算。当一项新的专利申请之后，它会完全公开。任何制造企业的技术人员都可以看到。在市场上，一旦有新的赚钱产品出现，很快相近的产品会充斥市场。

　　一些失去了专利的人士称，他们更在意的是被夺走了作为技术发明人的荣誉，“我说是我发明的，可拿不出专利证书，别人都当我精神病”。

　　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他们的观点。一个发明人私下对南都记者说，民间发明人的处境可能也有自己的问题，还容易过于夸大自己对社会的贡献。

　　习惯别人称他为“发明大帝”的徐宝安承认，他的一项技术在转让中途失败，是他向对方毁约了，他随后更改了公司名字。现在，他正在搜集一家企业侵犯他的专利权的证据。徐宝安住在位于北京亦庄一处租来的公寓里。他的妻子兼助手打开了一个行李箱，里面装满了整整一箱专利证书。“这些都是我发明的。”他宣称自己构建了多个发明领域的专利池，“可以解决中国的水污染问题”。“我的技术所能拉动的GDP每年超过10万亿元，相当于中国GDP的五分之一。”

　　发明人王国起也认为自己被严重低估。他说，人们大都只知道袁隆平，而不知道王国起。

　　在试图证明自己的价值时，他们不可避免遭到了一些科普人士的批评。方舟子曾撰文指责“民间科学家”应该称为“科学妄想家”，“在网络论坛上充斥着他们狂热的声音”，并认为一些人有受迫害的情结。

　　这些争议没有影响方展崇等人正在进行的专利维权官司。在行政程序上，目前方展崇仍在等待复审委的复审结果。

来源：南方都市报